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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政治讽刺文学之异同

2015年01月30日 20:03 来源于 财新网
《查理周刊》的讽刺漫画,与斯威夫特的讽刺散文和莫言的讽刺小说有某种相似之处

  名著的启示】(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米琴)有学者指出,《查理周刊》事件体现了法国“极端的世俗主义与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冲突。[注1] 笔者认为,极端世俗主义和崇尚暴力的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非对称的两极。不过,这种说法可以引发出一个和中国有关的问题:深具无神论传统的大陆人,大多都是极端世俗主义者,可在评论《查理周刊》的讽刺漫画时,怎么几乎一边倒地都是批评之声呢?

  反观西方社会,虽然也有人批评周刊的讽刺漫画过激、粗俗、幼稚,挑起仇恨和不负责任等等,但也能看到大量肯定的评论,甚至居住在巴黎的穆斯林中也有人对周刊做出正面评价。名叫Sadli Dahar的穆斯林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绑架了穆斯林,像他这样的中间派穆斯林不敢说激怒极端主义的话,可《查理周刊》敢。这位职业为维修工人的穆斯林表示,惨案让他变勇敢了。《查理周刊》让争议重新摆到了桌面上,使穆斯林社会能站出来发声。[注2]

  正面评价《查理周刊》讽刺漫画的文章,一般都会提及“satire”(讽刺文学或艺术)的特点:尖刻、刺激、煽动性;引发愤怒和激烈反弹;话题多涉及社会禁忌。严格地说,这是朱文纳尔式讽刺(Juvenalian satire)的特点。另一种贺拉斯式讽刺(Horatian satire)则比较温和,甚至只讽不刺。贺拉斯(Horace,约前65-8)和朱文纳尔(Juvenal,65-140,又译尤维纳利斯)均为古罗马时代的著名讽刺诗人,可见西方讽刺文学传统之久远。

  事实上,中国的讽刺文学传统也一样悠久。成书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就包括“讽喻诗”,比如讽刺剥削农民的《硕鼠》,讽刺周王纵容奸臣的《桑柔》等,基本是用来劝诫上位者的政治讽刺诗。唐代诗人白居易明确提倡,要用“讽喻诗”来补充劝说君王的奏章。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诗,就讽刺了当时的政治生活。因为专制压力,“讽喻诗”大多尊从“温柔敦厚”的诗教。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讽刺诗更接近于贺式讽刺,很少有朱式那种“激烈”“辛辣”“令人难堪”的语气。[注3]

  古代西方的政治讽刺文学,则从一开始就是与权势的对抗和对权势的挑战。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上演的喜剧就主要是政治讽刺剧,最著名的喜剧作家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约前446年—前385年)。他的喜剧尖锐、深刻,触及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比如抨击政治煽动家以及好战分子,谴责寡头政治,批评民主制度中的缺点等。他的作品《巴比伦人》,因讽刺城邦领袖克利翁,导致后者对他长期进行政治迫害。上文提到的古罗马诗人朱文纳尔,所作诗歌也多是政治讽刺诗。他在诗中采用托古喻今的手法和辛辣尖锐的语言,抨击皇帝的暴政和大臣们的阿谀奉承,锋芒直刺在位的权势人物,终因得罪朝廷而被驱逐出境。欧洲启蒙时代的一些作家,深受朱文纳尔的影响。而在启蒙运动之前,欧洲经历了中世纪文学艺术的萧条期,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又出现了讽刺文学的繁荣。这期间的政治讽刺目标主要是教会,比如拉伯雷(Rabelais 1483 – 1553)的讽刺小说《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gruel,不仅批判教会的虚伪和残酷,痛斥天主教毒害儿童的经院教育,而且还将矛头直指罗马教廷,称其为“对世界的威胁”。

  在动乱的晚唐时期,中国也出现过政治讽刺文学的高峰。皇帝、宰相与官吏等政治人物,都成为文人笔下讽刺的对象。除抨击昏庸、腐朽的统治者的讽刺诗外,还有大量笔调犀利尖刻的讽刺小品文出现,主要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有评论者称,晚唐小品文“以其辛辣大胆之笔讽刺黑暗现实,借物喻人,托古讽今,以笔作枪,愤激抗争”。[注4]不过,造成广泛社会影响或引起强烈反弹的作品,当时尚未出现。此后的明清时期,揭露官场腐败、社会黑暗的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则因讽刺的艺术性不足而被归为“谴责小说”。

  直到民国时期,中国才出现影响较大的讽刺文学作品。张天翼的短篇名著《华威先生》,用漫画的方式勾画出对上阿谀奉承,对下百般压制的党棍官僚。其幽默含蓄、内蕴深厚的讽刺艺术,颇得一些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赏识。而五零后的大陆读者,则更熟悉他的童话《大林与小林》。不过,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还是鲁迅的杂文。他视杂文为战斗武器:“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注5]其讽刺杂文,属于中国传统鲜见的朱式讽刺。他也是民国时期“引起最多争议和震撼的作家”。[注6]与鲁迅长期争议者中就有著名作家梁实秋,但连他都忍不住称赞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鲁迅先生的文字,极讽刺之能事,他的思想是深刻而辣毒,他的文笔是老练而含蓄。讽刺的文字,在中国新文学里,是很不多见的,这种文字,自有它的美妙,尤其是在现代的中国。”[注7]

  这种在中国民国时期尚不多见的“辣毒”而“美妙”的讽刺文字,可以在17世纪、18世纪启蒙时代欧洲很多作家的作品中见到。当时,英国诗人“应用讽刺诗这项艺术来作为批判社会现象的有利工具。德莱顿把讽刺诗打造成了尖锐的长矛,波普则把讽刺诗歌锻造成可以杀人的利剑。”[注8]大批散文家、小说家也加入讽刺文学的行列,其中不乏像伏尔泰这样的大文豪。这些作家中最突出的一位,是爱尔兰人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直至今日,他仍居于英语文学中“最伟大讽刺艺术作家”的宝座上。他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特别是其中关于大人国、小人国的描述,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而他的政治散文《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1729),是将朱式讽刺发挥到极至的代表作,也是运用“反讽艺术”最成功的典范。[注9]

  此文原题是《为防止穷人孩子成为父母和国家的负担并使他们为公众谋利的小小建议》。在文章中,作者建议穷苦的爱尔兰父母把婴儿卖给英国贵族当食物。其中有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营养充足的健康婴儿,在周岁之际,无论用于烧、烤、煎、煮,都是一种味道极佳、营养最高,并最有益健康的食物;而且我毫不怀疑,把它用来做炖肉丁或菜炖肉片也同样合适。……婴儿皮可用来做女士的漂亮手套和风雅绅士们的凉鞋。”文章衬托出统治者们的腐败、残酷、荒淫、贪婪,并透露了作者对英国贵族剥削、压迫爱尔兰人民的强烈控诉和抗议。这篇极具杀伤力的政治性散文,一出现就引起轩然大波,还有人攻击作者是“食人主义”(cannibalism)。一些不熟悉朱式讽刺的读者也认为作者过于残酷和恶毒。然而,引起争议,吸引人们对问题的注意,正是讽刺文的目的。

  斯威夫特的“小小建议”,在当代中国某城市真的实现了。为了满足权势者们对新奇美食的无止境追求,该市烹饪学院的特食研究中心,研究出了用婴儿做的菜——“麒麟送子”。美食教授在烹饪课上教学生如何烹调“人型小兽”,而穷人争相把自己家的男婴当做“肉孩”卖给烹饪学院特购部。这就是莫言的讽刺小说《酒国》中的部分情景。[注10]“麒麟送子”正是道德崩溃后人性灭绝的象征,让人感到无比恐怖,并产生危机感。可是,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时,根本未引起中国评论者和读者的注意。据说,原因之一是,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涉嫌色情的《废都》吸引了。可是,即使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部小说也仍未引起痛恨腐败的中国读者的兴趣。读者们更感兴趣的,是网上流传的那些又逗乐,又能令自己解气的政治笑话,以及讽刺腐败的顺口溜、排比句等。当然,即使这种不具什么杀伤力的民间讽刺文学,在中国文艺萧条的那30年间,也都没可能出现。西方的讽刺文学,在1970年以后就衰落了;而在中国,讽刺文学似乎方兴未艾。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名著的启示
责任编辑:宋宇 | 版面编辑: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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